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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30日 星期四

劏房戶真的可以被消滅嗎?—審視被隱藏的公屋需求

文:鄭家榮、趙志鏘

對於住屋,聯合國一直有一套清晰的立場。早在1991年,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提出的「適足住屋權」[1],當中提到「與住房有關的個人或家庭費用應保持在一定水平上,而不致於使其他基本需要的獲得與滿足受到威脅或損害」。而在香港,房屋問題嚴峻,已經是不爭的事實。按「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報告,香港在2020年有合共 100,943 間「劏房」。而在2021年6月底[2],約有153,600宗一般公屋申請,以及約101,000宗配額及計分制下的非長者一人申請,當中一般申請者平均需要輪候長達5.8年才能獲安置入住公屋。事實上,香港租金高昂,在這254,600個公屋輪候宗數以外,仍然有不少基層市民入息即使超過公屋申請上限,卻仍然難以負擔私人房屋市場租金,須節省其他日常開支,「死慳死抵」來交高昂的租金。這個情況顯示,現時公屋入息上限的制定,仍未能夠充分保障基層市民的「適足住屋權」。

在聯合國,有一套量度租金可負擔能力的標準。聯合國人類住區中心把「30%規則」定義為量度租金可負擔能力的指標[3]。「30%規則」是指,整體人口入息最低的四成住戶中,當租金超過收入的30%,就會使人民須犧牲過多其他日常開支來交租,即租金過高。國際上,國家如澳洲亦一直使用「30%規則」來量度租金的合理性,作重要指標來制定房屋政策。在美國,房屋和城市發展署(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HUD)亦定義「30%規則」為量度租金可負擔性的標準。HUD 亦認為當住戶需繳付多於30% 的總收入的租金,該租金便可視為「不可負擔」,需租戶亦會因此面對購買糧食和其他日常用品的困難。而在香港,房委會則以25%作為公屋租金不可負擔的界線,以此作為公屋租金援助的準則[4],比「30%規則」更低,在此不贅。

可是現時公屋入息上限的制定公式,在考慮負擔能力時,並沒有考慮租金過高導致節衣縮食的問題。根據既定機制[5],公屋入息限額以住戶開支為計算基礎,當中包括住屋開支和非住屋開支,再加上住戶開支的5%作備用金。住屋開支是參考私人市場租金計算,非住屋開支則以甲類消費物價指數作計算標準,反映消費力最低的住戶群。這樣的計算方法,看似科學化,但其實忽略了住屋開支會蠶食非住屋開支的問題,無視港人因租金高昂而削減其他生活開支。事實上,有不少住戶因租金高昂,而被迫用超過30%的總收入來支付租金,亦即是說這些住戶都無法居住在可負擔房屋。分析自2003年至2021年的數據(圖一),住戶平均需支付35%至49%的總收入來支付租金,且自2011年開始,有每年增長的趨勢,當中以單身人士為甚。這表示,有大部份住戶無法居住在可負擔房屋,卻只有少部分人在現時公屋入息限額是計算方法合資格申請公屋。顯然,現時公屋入息限額的計算方法不能包括所有需要公屋的住戶,而公屋排隊數目亦未能顯示出香港真正的公屋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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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公屋入息限額的住屋開支負擔。

進一步分析數據(圖二及圖三),最低工資自2011年實施,3人或以上基層住戶非住屋開支明顯增加,但1-2人基層住戶非住屋開支就無明顯增加,這是1人的住屋開支比例,自2011/12年開始拋離其他住戶的主因之一(另一就當然是租金上升)。由非住屋開支可見,單身人士近年是相對更加弱勢,而公屋的入息限額機制,並沒有處理到這個問題。(更甚的是,房委會對公屋非長者一人申請者實施配額及計分制,並審核輪候超過五年的申請者,限制他們獲得公屋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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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公屋入息限額的住屋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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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公屋入息限額的非住屋開支。

有見及此,房委會在計算公屋入息限額時,應把「30%規則」也列入計算公式中,使

住戶開支 = 住屋開支 ÷ 30%

是其中一個可行公式。當住戶收入,比「住屋開支 ÷ 30%」再加上5%的備用金,計算出來的入息限額為低,表示該住戶沒有能力應付私人市場租金,這些住戶正正需要公屋(表一)。用這個方法,沒有能力負擔私人樓宇租金的家庭便能更有效地被區分出來,亦讓政府更能識別出有需要公屋的家庭數目,以致更有效定立長遠房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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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以「30%規則」計算的2016/17年度公屋入息限額。

真正的出租公屋需求量

正如上文所述,現行公屋入息限額無法確保基層有可負擔的房屋保障,根據現時入息限額推算的公屋需求量,亦無可能滿足基層市民的住屋需要。以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的數據中[6],居於租住非公營居所的家庭住戶數目,按以「30%規則」計算的入息限額推算(表一),合資格居於租住非公營居所的家庭住戶數目為165,292 – 257,666戶之間,中點數為211,479戶。而2016/17年度符合建議公屋入息限額的私人樓宇非業主戶數目[5]為146,500,和以「30%規則」計算的合資格住戶中點數目比較,兩者相差64,979之多。由此可見,基層市民的實際住屋需求,被大大地低估。

從以上計算可以看到,現時公屋入息限額公式的不足,無法照顧所有需要公屋的基層市民,可是政府卻一直根據現時的公屋入息限額計算方法所提供的公屋排隊人數,來作未來公屋發展策略的參考指標。這樣會令那些需要公屋,卻沒有資格申請排隊的家庭一直無望解決房屋問題,最後只會被迫住在劏房。此外,現時計算方法中的住屋開支,本身亦備受不少基層團體批評為合理化越起越細公屋,日後有機會的話再作探討。整體而言,現有入息上限公式的不完善亦導致香港房屋問題一直沒法被根治。我們亦明白,激進地提升公屋供應量或會對公共行政和私人市場造成急速的負面影響,因此新公式的目的是為成為長遠公屋發展策略基礎,從而逐步平衡市場供求。目標是逐步提升公屋興建量,讓更多有需要的基層市民上樓,同時利用提升了公屋興建量和實行全面的租務管制,來逐步減低香港的房屋私人市場價格,最後從根本解決劏房問題。

按:文章涉及不少數據計算,政府亦肯定掌握更詳細數字,不免會有人對計算有其他想法,政府實應先了解計算方法的理念,並應公開更多原始數據,計算數字之後再作評論,而非一概重覆以往的官腔回應。

(本文章中引用的數據和資料,可在「民間政策資料庫」中找到。)

參考資料:
[1] 適當住屋權
[2] 公屋申請數目和平均輪候時間
[3] 公屋租金政策檢討報告
[4] 租金援助計劃
[5] 2016/17 年度公共租住房屋入息和資產限額檢討
[6] 按住戶人數、家庭住戶每月收入(港元)、年及屋宇單位類型劃分的居於租住居所的家庭住戶數目

2020年5月26日 星期二

鄭崇理:房委會將出現技術性破產? — 破解政府玩弄數據的把戲

學者鍾劍華博士早前在報章專欄[1]上,指房委會財政出現問題,甚至有可能出現技術性破產。這個說法有所偏離數據和事實,在此和鍾博士討論一下。

首先,出租公屋帳目,近年不是出現虧損,而是盈餘。從租住房屋帳目實際數字(圖1)可以見到,出租公屋的營運早於2009/10年度開始出現大致改善的情況,至2016/17年度更開始錄得盈餘,變成「結構性」盈餘。這個「結構性」盈餘的趨勢,正正是房委會早年廢除以入息中位數10%封頂的租金機制,改為每兩年可以加租10%的租金「可加可減」機制所致。

圖片1

圖1:租住房屋帳目實際數字和預算/預測的比較

其實,不只學者,很多人亦很容易會有公屋一定虧蝕的印象,這是因為房委會每年的財政預算,都花了不少功夫,去營造公屋財政不可持續的假象。比較租住房屋帳目實際數字和預算/預測(圖1),可以見到房委會每年均預測公屋財政每況愈下,與連年改善的財政狀況完全相反。這樣混賬的預算,其實源自無論經濟好壞均永不加租,以及各項開支均高於歷史趨勢的假設。這種選擇性忽略加租因素的影響,以及長期高估支出的推算,根本就是有心誤導公眾。

而資助出售房屋改為不與市場價掛鈎,而要與市民的收入來掛鈎的說法,亦不準確。過往居屋以所謂的七折市值來定價,按政府說法[3]是以入息上限的負擔能力來計算,而新的居屋五二折市值定價,是以入息中位數的負擔能力來定價,其實不是改動很多。因此,房委會的預算中,資助出售房屋的盈餘,仍然遠高於租住房屋的所謂「虧蝕」,導致綜合運作賬目出現相當的盈餘(圖2)。

圖片2

圖2:公屋、出售資助房屋和綜合運作賬目的比較

在建築開支方面,從房委會每年的建築工程開支預算表現(圖3)可以見到,房委會的建築工程開支增長近年開始明顯減慢,出現預測數字明顯高估的情況。

圖片3

圖3:建築工程開支實際數字和預算/預測的比較

而即使按房委會高估的建築工程開支,再加上低估的公屋營運狀況的預測,在房委會綜合運作賬目出現相當盈餘的情況下,現金及投資結餘距離危險水平還有一段距離(圖4)。如果把房委會歷年高估開支,低估收入的往績也考慮進去,房委會的財政根本十分穩健。而在2019/20的財政預算案[2],財政司司長亦將房屋儲備金回撥到財政儲備,房委會未來會出現技術性破產的說法,不攻自破。

圖片4
圖4:房委會現金及投資結餘

在此,大家亦可以看到,政府以重建置業階梯為名,設法迫人買樓以穩定社會,不惜在數據預測上做手腳,每年不斷影響大眾輿論以及公眾「常識」,讓大眾出現公屋以及房委會財政不可持續,需要政府補貼的印象。面對各項民生政策,香港人必須小心各種政府構建的「常識」,以數據和理據去批判政府論述。

青年拒當樓奴運動
鄭崇理

相關資料:
[1] 房屋開支會逐漸 加重政府經常帳目的負擔 - 社政聯想:鍾劍華 - am730
[2] 2019至20財政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 - 預算案演辭
[3] 行政長官出席房屋政策新措施記者會開場發言全文(二)(只有中文)
[4] 香港房屋委員會歷年財政預算

 (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六日刊於《香港獨立媒體網》)